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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esent Associate 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, Lingnan Universit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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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ournal Articles (3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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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國愛港的常規與例外
Cultural Studies@Lingnan 文化研究@嶺南 (2013)
Wing Sang LAW
(原載號外2013年4月439期) 近日關於普選的爭議迅速升溫,繼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急不及待拋出特首選舉必有「篩選」之說,和應之聲隨即此起彼落。什麼「『預選』也是普選」、「普選也有『篩選』」、「西方普選不適合香港」……之說,沸沸揚揚。不過,最直接了當的宣示,還是出自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。他斬釘截鐵地說:「要確保愛國愛港力量在香港長期執政!」 北京屬意在香港依靠所謂「愛國愛港」力量,本來不是什麼秘密。問題的關鍵只在於,如何在一個「普選」的法律框架底下,能夠「確保」選出來的人都是合格的「愛國愛港」人士? 很顯然,無論有多少人要求北京給予「愛國愛港」一個明確的法律定義,他們都只會徒勞無功。因為北京所要的,既是一個「一人可以投一票」的「普選」政治/法律儀式,也同時要求一個外於法律的,為「我」所用的至高權力。所以,不經定義,也永遠毋須定義的「愛國愛港」四個字,就像幽靈一樣懸置在一切選舉的法律之上。它高於法律,也外於法律。 納粹法學專家卡爾.施密特(Carl Schmitt)就曾經將這種既在法律之中,也在法律之外的弔詭狀態,描述為主權者決斷何時可以把法律懸置,宣佈進入「例外狀態」的權力。從這個角度來看,香港為「普選」戴上「要確保愛國愛港力量長期執政」的金剛圈,唸上緊箍咒,也不啻坦白宣示了,未來選出特首的選舉,性質上必然是一種「例外狀態」的產物,因為「愛國愛港」必然是無法由法律去定義的。選舉的法律法例,反要為這「確保」的工作而服務。 這可不是說,香港未來的特首選舉,會在國家頒佈什麼「緊急法令」、「動員勘亂」的狀況下發生。因為事實上,97年主權過渡前後的幾十年,在一直保持安穩平順的香港社會上空,實質上早已懸垂著一種「虛構的例外狀態」。俞正聲給這種「虛構的例外狀態」作了註解。他說:「若非由『愛國愛港』力量執政,香港就會成為顛覆大陸社會主義的陣地和橋頭堡。」 一如「恐怖主義」之於美國,香港的「顛覆基地」想像,儼然就是香港之於中國的「例外狀態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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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本土運動的興起與轉折
台灣文學研究 (2013)
Wing Sang LAW
自1842年清廷割讓香港予英國開始的一百多年間,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並沒有設置嚴格的邊境管制。兩地人民來去自如,部分來港的人以香港為長居地,但他們和其他短暫停留香港的人並沒有身分、資格或權利上的區分。直到日本占領香港期間,始在香港實行「身分證」制度,以便配給米糧和監控人口。1945年後,英國重新從日本人手上接管香港。在1949年中共接管大陸的同時,港英政府因應大量難民移居香港,開始仿照日治時期的措施,實行人事登記制度,對香港居民發出身分證。直至六○年代,更因為要應付大量難民湧來香港,政府開始實施較為嚴格的入境管理制度,中國內地人士不能隨意隨時移居香港。可是,當時香港大部分人口仍然自視為內地來港的移民,並不認為自己屬於香港。而一直以來,除了華人之外,香港也有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非華人。香港政府對那些在這商埠上生活作息的人口,概稱之為香港「居民」。而已遷到台灣的國民政府,承繼中華民國政府一貫的觀點,視居港華人為「僑胞」,而按中共政府對香港「充分打算、長期利用」的政策,則視香港為「尚未恢復行使主權的領土」,居住在香港的都是「香港同胞」。在這種情況下,香港的「本土意識」、「香港人」身分等範疇在六○年代之前根本無從說起。而戰後五○年代和六○年代初期,香港的文化及政治活動受國共對抗的「文化冷戰」格局所支配,也受香港殖民地政府刻意的「非政治化」政策所壓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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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故說韓寒
Cultural Studies@Lingnan 文化研究@嶺南 (2012)
Wing Sang LAW
近日中國知名作家韓寒,在網誌上發表一系列文章:既談革命,又說民主,再論自由。文章洋洋灑灑,引起爭論甚大,韓粉留言討論數以萬計,也觸發國內外左派右派大辯論。 自由派和同情維權人士,認為在〈談革命〉一文中的韓寒拒絕革命,只談改革,觀點保守,結論是韓寒已經變質、投誠,被建制收編,對此他們大表失望。不過,認為韓寒依然是往往那個韓寒的,多半更喜歡韓寒在〈要自由〉一文中,要求創作自由、新聞自由的立場表白, 並謂如果情況一直沒有改善,自己會每年去文聯、作協的大會抗議。 平情而論,如果以思想水平來評價,韓寒這種反對激進革命,只求從個人切身的問題出發,爭取一點一滴改革空間的改良主義, 並無任何驚天動地的創見。再以內地嚴苛的審查制度來說,韓寒的言論更好像是一種習以為常的「擦邊球」寫作, 以反對危害政權的激烈革命那種(若真似假)的姿態,換取可以暢論爭取自由價值的安全空間,甚至輕輕發出鼓勵行動的呼召。 能夠引起這番激烈爭論的,端在於韓寒獨有的青年領袖、文化明星的地位。 過去韓寒的雜文針砭時弊,呼應青年反叛情緒,以調皮、機智而又不失言之有物的姿態,廣受歡迎。不單聲譽日隆 ,更具高度市場價值。及至後來成為國際知名的風雲人物,人們不但寄望於他領導青年思想,更有不少對中國國情 隔膜者,想透過韓寒來了解中國青年的思想感情動態。於是,韓寒的一舉一動都受注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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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0-70年代香港的回歸論述
思想 (2011)
Wing Sang LAW
1997年管治香港的權力由英國轉移至中國手上。一直以來,中國以「香港回歸」稱之。因為環繞「回歸」二字所發展出來的各種論述,一方面可以讓中國宣示自己與英國交涉及談判的立場,也即不承認「三條不平等條約」有效、標示中國對香港的主權從未完全失去、並且迴避了1997年問題是因為「新界租約」期滿的尶尬。另一方面,「回歸」也展示出中國的歷史觀點,以香港自古以來為中國的神聖領土,雖然曾經暫時離開母體,於今終於返回「祖國懷抱」。「香港回歸」這說法既否定了英國關於「主權移交」的說法,因為這種說法使英國殖民者輕易洗脫香港的殖民歷史,不過,「香港回歸」也同時令得中國自身免於要正視在香港應進行「去殖民地化」的需要,以便它在香港接收英國管治期間所遺下的各種體制,維護既有的權力集團利益,方便它的接管。所以,香港的回歸論述,在為中國取得香港管治權力的政策贏取了一種「政治現實性」的同時,也確立了一套政治論述的「歷史合理性」。這種「歷史合理性」與「政治現實性」的相互糾纏,鞏固了一整套政治話語,奠立了1997年香港政治轉變的一種形式上的「合法性」(legitimacy)。不過,也正因為這套回歸論述是以某種所謂「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」的歷史大論述為其鳴鑼開道,但對「回歸」後的政治安排具決定作用的中英談判及基本法起草,香港人並無真正的參與,所以人們根本無法置身於這個使「回歸」、「取得合理地位的論說過程」(legitimization),沒有從中建立深切的認同,也不會去考究,這套關於「回歸」的論述構成,竟是在怎麼樣的歷史和知性條件下達成的。